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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残忍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人性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还有更深刻更复杂的原因。
首先，日本缺少世界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就没有世界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日本哲学研究学者中江兆民认为“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要想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化转变，启蒙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不是没有启蒙运动，尤其是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后，日本也加紧推行了启蒙运动。可是这场启蒙运动却是不完整的，缺少了关键内容。
日本的启蒙运动也提倡民主主义，但是却更加注重国家主义，更加重视实用，更加重视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就导致了日本民族的集团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实用主义哲学促使日本人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会顾忌道德和良心，这种手段，自然也包括各种残忍的手段。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福泽谕吉，他被认为是日本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日本的伏尔泰”，他鼓励日本人学习科学，兴办企业，争取独立。然而，福泽谕吉的思想中也充满了矛盾，他鼓吹国权，设计愚民政策，鼓吹侵略朝鲜和中国，以牺牲民主为前提加速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历来是由武力决定的，因此主张推行国家军事化。“脱亚入欧”论也是福泽谕吉的主张，这成了日本的国策和国民意识。福泽谕吉的局限性，阻塞了日本向更加宽阔的现代化道路迈进，给日本带来了灾难，却也使得日本人在面对这种灾难时不会背上思想包袱。
第二，中国的儒学在日本演变为儒教，但偏重点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儒学核心是仁，是道。这种道和仁是一种气度、胸怀、心性、境界；在于明心，在于本来；是一种天下为公的责任感、使命感、社会正义感，是一种人文精神。
不得不说，日本人的确很会学习，在学习中国精华的同时也明智地摈弃了一些糟粕，比如宦官制度、妇女缠足等等。日本也学习了很多“道”，比如茶道、花道、剑道等等。但是日本的儒学演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宗教，日本儒教的核心是忠。
中国人也讲忠，但这种忠是忠于内心，而且还要和义联系在一起，即常说的忠义。但是日本为了维系天皇家族式的国家体系，要求对天皇无条件的忠，愿意为天皇献出一切，包括生命。因此，只要是对天皇尽忠，就没有是非曲直行善做恶之分，对其他国家的暴行也是他们尽忠的一部分，对日本人来说对天皇尽忠是最高美德。
第三，日本民族心理的“错记”现象。一般小动物出生后，认为见到的第一个对象是它们的妈妈，比如小鸡，并且一直追随妈妈，这是“铭记”现象，但是如果它们看到的是其他动物或者是物体，他们也会追随，比如小鸡出生时看到的是气球，并且一直跟着气球，便以为气球是它们的妈妈，并且一直追随，这是“错记”。
对日本来说，二战时民族心理的“错记”现象很明显，因为它们相信他们是神创造的国家，是最优秀的民族，天皇就是神。神话是祖先的想象和流传，在日本，神话被当成了真实，神道成为二战时期日本的国家制度。
在这个制度体系内，战时日本人的一切行为目的都是为天皇、为神效力，学校每天要先进行一系列的仪式，仪式的核心就是效忠天皇。因为民族心理的“错记”，日本人形成了狭隘的种族主义，他们甚至要求占领地的朝鲜人改成日本人的姓氏。
日本人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圣战”，把自己当成了亚洲领袖，他们认为侵略中国是为帮助中国人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如果中国人不配合，“除了消灭，别无他法。”所以，日军认为屠杀反抗者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第四，虐待与被虐待的教育模式。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火山频发，自然灾害多，导致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和自卑感，这种感觉越强烈，在行为上越容易走极端，于是虐待式的教育模式在战前和战时成为常态。
在当时的日本学校，体罚是常见现象，学生犯了错误常常被扇耳光，或者让学生互殴，男女都是如此。到了日本军队，虐待现象更加严重，尤其是老兵对待新兵，有时候甚至公开拿着棒子打新兵的屁股。
这不代表日本人很坚强，相反，这恰好证明了这个民族的心理脆弱性，所以只有靠外在的力量、外在的权力来掩盖内心的脆弱。当新兵被虐待一年后成为老兵，他们也会用更加狠毒的方式来虐待下一批新兵。
在军队待过的福中五郎说：“一年的军队生活，彻底夺走了所有的人性。”自尊心和耻辱感极强的日本人，在军队这种训练模式下，很容易变得兽性十足，到了中国后更会做出伤天害理的行为。
第五，日本集团实用主义的行为模式。欧洲的启蒙运动推动了个人意识的觉醒，日本的启蒙运动却推动了群众精神的发展。在美国，家长教育孩子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在日本，家长教育孩子要顺应集体，同集体保持一致。日本是世界上集团意识最强烈的民族之一。
日本人千方百计地要和集团保持一致，对集团非常认同，可这也产生了孤立感和排他性。在集团内部，他们亲如一家，可是对集团外部的人就可以不顾道德了，甚至是可以故意侵犯和凌辱。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日本是“大和民族”，很团结，可是对朝鲜、中国等国家，则发动侵略战争，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因为这些国家不属于日本集团。
这种集团意识和实用主义相结合，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既包括推动自身发展的能量，也包括破坏他人的能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成为现代化国家，集团实用主义功不可没。可是，日本的侵略战争也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直到现在，日本也是这样。
比如，日本国内环保是世界上搞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日本不会破坏本国的木材，可是却从别的国家进口大量木材，也包括不择手段地获取国外的鲸鱼肉、象牙等资源，日本也把污染最严重的的企业设在国外。
日本的集团实用主义把个人的力量放大了，同时把个人的责任缩小了。一个人干坏事会偷偷摸摸，有负罪感，可是当整个民族一起去干坏事时，日本人便不会有负罪感，相反还有荣誉感、自豪感，人性和良知泯灭了。他们会竞相比赛，展示疯狂，比如南京大屠杀时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人比赛谁先杀够100个中国人。
在谈到战争责任时，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说过：“香烟铺的老板娘与东条英机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几乎等同于谁也没有责任”，这就是日本人的“集团思维”。这种集团思维漠视责任，过度关注现实，极度追求利益，想想还是挺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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