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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索罗斯败走香港后，重振旗鼓，联合其他国际量子基金，重新筹集资金，杀向韩国。这一次,国际炒家的背后还站有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
韩国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腾飞，到了90年代中，已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20年间，韩国主要是通过出口拉动国内经济。韩国放开资本管制，允许外资自由流动，同时政府长期低门槛地向企业发放贷款。至于政府给企业发放的贷款，主要来自于政府在国际上的美元借款。
在外资持续地供养下，韩国诞生了三星、现代、LG等明星大企业。到了1997年，国际资本觉得时机到了，韩国这头肥羊是时候可以宰了。
这个节点上，美国开启了美元加息周期，美联储主席提示海外的美元要尽快回到美国。国际炒家听到后随即心领神会，借着美元的潮汐效应，吹响了收割韩国的号角。
当时韩国外汇储备的总额是300亿美元，却有1100亿美元的外债。而且，外债中超过一半是短期债务，相当大部分外债马上就到期了，韩国根本无法偿还。
此情此景，让人想起了狼群在围猎羊群。狼性最大的特点是耐性，它们觉得攻击机会是忍耐出来的。在最佳攻击时间窗口来临之前，狼都在忍耐。
白天，狼群开始对黄羊群形成了包围，但不会发动攻击。黄羊们在狼群的眼皮底下吃得肚子圆鼓鼓了，狼群却趴在滴水成冰的雪地上，滴食未进，熬忍等待。
它们也不是傻等，它们会密切地收集各种信息：地势如何，风吹向山的哪一面，迎风坡背后的大雪窝在哪，包围路线如何，攻击路线如何？
狼将一切了然于心，心细如发。
等到深夜，黄羊已经在温热的草窝中进入了梦乡，狼们继续趴在冰雪堆里忍耐。一直等到第二天的天色发白。黄羊饱食一顿，又美美睡了一觉。而狼们一天没吃东西，一宿未眠。恰恰这个时候，狼群对黄养们发动了致命的攻击。
黄羊饱食了一天后，又美美睡了一整晚。外面天寒地冻，草丛里温热舒适。没几只羊肯在夜里挪动一下身子，它们都憋了满满的一泡尿。
狼群忍耐一天一夜，等的就是黄羊们这满满的一泡尿。因为只有黄羊们憋满了尿，才会失去速度优势。踏准了这个时间点，狼群对黄羊发动了屠杀。
面对狼群没有一丝声响的袭击，失去了速度羊群马上陷入了混乱。狼群会在包围线上打开一个闸门，放走速度快、冲击力强的黄羊。然后重新收紧包围线，凶残厮杀。羊群的混乱加倍，狼群推动羊群走，羊群统统冲进了迎风坡背后的大雪窝，陷在里面起不来。
整场屠杀，不过十分钟。
像狼群一样，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首先瞄准了韩国充满泡沫的股市。刚好这一年，韩国的起亚集团、韩宝钢铁相继破产，国际炒家将此前囤积的股票全部抛空，再耗资200亿美元融券卖出三星、现代、LG等股指成分股。与此同时，所有韩国外资外企不约而同地撤资，这加速了韩国股市的崩盘。
整个韩国股票市场的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普通股民慌不择路地疯狂抛售，韩国股市在几个月内下挫了70%。在遍地都是带血的筹码的时候，索罗斯又低价将之前抛出的股票买回来，还给了证券公司。这一卖一买，国际炒家暴赚了几百亿美元。
在国际炒家的狙击下，韩国一下子陷入了濒临破产的境地。这激起了韩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为了将国家从泥潭中拉起来，每家每户都将金银财宝无私捐给了政府。政府一共收到了民间230吨黄金，价值20亿美元。但面对上千亿美元的债务，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无奈之下，韩国向日本寻求帮忙。日本隔山观火，看得很明白，这时不帮韩国的话，国际炒家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于是，日本决定拿出500亿美元帮韩国一把。这样的话，韩国就可以堵上500多亿的缺口,算是渡过了难关。
就在日本准备给韩国汇款的时候，美国时任财政部长直接致电日本，声称如果日本汇款，量子基金将停止对韩国的攻击，将火力转向日本。一番权衡之后，日本退缩了。
面对外债，虽然韩国的账面上也有钱，但那是韩元，国际金融机构只要美元。此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在多次的护盘中耗尽了。韩国只能放任货币贬值，随后又引起通货膨胀，韩元短时间内贬值了70%。
陷入了绝境的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负责人来到了韩国，同意给韩国55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偿还国际债务。作为交换条件，韩国必须彻底开放外资企业在韩国的限制，并给予外资企业最大程度的红利。韩国人明白，这份协议的签署，意味着韩国将自己的国家卖给了国际资本，韩国的本土企业彻底不存在了，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就在这短短的两周时间内，很多韩国人几十年的积蓄被洗劫一空。韩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被收割殆尽。30个财团倒闭了16家，26家银行倒闭了16家。外资逐步控股了剩下的财团和银行以及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韩国最为荣耀的民族企业三星也被肢解，并被美国资本所控制。1998年之后，整个韩国经济完全沦为了美国资本的附庸。
在这个丛林世界里，交换和抢劫是并存的。要想保护好自己的财富，就要修筑一条财富防火墙，用来垫高抢劫的成本。
长城，曾经就是一条财富防火墙。长城的修建，要从战国的秦开始说起。秦，与其说是一个国，不如说是一台强大无比的战争机器。当秦完成大一统之后，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突然失去的假想敌。为了消耗它的产能，秦始皇只好启动几个巨无霸工程。他征用70万人修建他自己的陵墓，用70万人修建阿房宫，还有就是动用40万人修长城。
长城刚好落在400毫米等降雨线上。而400毫米等降雨线是自然进化出来的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
为什么这么说呢？
400毫米等降雨线内，降水和温度达到了农作物生长要求，全部被农耕文明所覆盖。400毫米等降雨线外，农耕文明覆盖不到，都成为了游牧民族的地盘。
秦朝时期，这条分界线又是财富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以南，农耕文明凭着分工等效率优势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增量财富，人们的生存逐步过渡到生活。而分界线以北，生产效率原地踏步，仅能维系生存的水平。
在交换和抢劫是并存的丛林世界里，人们总在权衡着交换和抢劫的成本效益。如果抢劫成本太高，会切换为交换；如果交换总是吃亏，会切换为抢劫。
一开始，游牧民族养出了马、牛、羊，挤出羊奶和牛奶，与农耕文明做交换，买回农耕文明生产出的粮食和工业制品，如刀、锅、碗、瓢、盆等等。由于游牧民族的生产效率低下，总体来说交换总是吃亏。后来他们发现，相对于交换，抢劫的综合收益率更高。于是游牧民族将生存模式切换成抢劫，频繁地骑着马跨过分界线来抢劫。
游牧民族之所以能在抢劫中维持低成本高收益，主要因为他们拥有很多马和马背上的人才，这对农耕民族来说是一项碾压性的优势。马背上的抢劫者快进快出，抢完就飞快地撤，农耕民族根本防不了也打不着，这样游牧民族的抢劫成功率很高，抢劫成本很低，抢劫效益很高。
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问，那农耕民族也养很多马和培养出很多马背上的人才不就行了吗？其实很多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成本的问题。马有一个最不能被农耕文明所忍受的缺点是投入产出比太低。高成本，低收益。论运输能力，马远不如牛。论口感、出肉率、产仔率以及毛皮价值等综合商品价值，马也是远不如牛和羊。
除了收益低，更重要的是养马的相对成本非常高。马的能量转化率特低，要不断地吃才能维持一定的体量。正所谓马无夜料不肥，养活一匹马的草场大约能养活几十只羊。马在农耕民族看来就是奢侈品，奢侈品注定无法规模化的。养少量可以，规模化放养太不划算了。而游牧民族则不同，他们有辽阔的草原，而且马是他们的生存刚需和生产刚需，有了马，他们才能放牧，迁移和击退狼群。
对于游牧民族的频繁抢劫，农耕民族最头疼的是如何拿出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如果养马，养骑兵，以及训练出跟游牧民族同一个数量级的骑兵部队，成本高昂到令人咬牙切齿。
面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出来的成本难题，大脑率先发育的农耕民族利用共同智慧很快找到了对方的致命痛点。如果将游牧民族的马挡在分界线外，他们的战斗力马上呈断崖式下降。综合计算下来，成本最低的方案是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上砌墙，将游牧民族的马给拦下来。这个解决方案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用相对低廉的防御成本来垫高游牧民族的抢劫成本。
面对这道横在分界线上的墙，马背上的抢劫者有两个选择。第一选择是弃马爬进来。但没有了马他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很多时候有去无回。第二选择是他们摧毁一段墙，这个代价更高。
另外，农耕民族还可以在利用城墙快速地调动战斗力来围堵他们。这样一来，凡是修建起城墙的地方，游牧民族的抢劫成本骤然飙升。战国时期的李牧就凭借着长城，让游牧民族连续十几年的抢劫颗粒无收。
面对高昂的抢劫成本，马背上的抢劫者只能跑去成本低的地方觅食，也就是还没有砌墙的区域。这样，在分界线上砌墙成为了农耕民族各部落的军备竞赛。现代的军备竞赛的逻辑也一样，虽然看似耗费巨大，劳民伤财，但可以垫高抢劫成本。相比之下，军备竞赛消耗的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
秦始皇时期修建的长城，就是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分界线上的各段长墙慢慢连成的整体，变成了万里长城。长城实际上是农耕文明成本相对低廉的财富防火墙，虽然它耗资巨大，但它极大地降低并摊薄了农耕文明中军备开支。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但丛林法则会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这给我们每一位普通人深刻的启示，通过辛苦打拼积攒下来的财富，更要思考如何修筑一条财富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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