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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在圣彼得堡的中心市场目睹了一个杀人犯所遭受的刑罚。行刑者手持一根用生牛皮制成的直径约4厘米的鞭子，倾力抽打犯人赤裸的脊背，留下15-18厘米长的鞭痕，直至333下才停手。随后，犯人的鼻孔被钳子撕裂，脸上被滚烫的铁块烙下印记，然后重新进入监狱，等着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一个矿井去服苦役。
这样残酷的刑罚是帝国废除死刑的仁慈之举。从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帝国就以“政治死亡”剥夺犯人的司法权利，并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后来，伊丽莎白女皇正式用流放西伯利亚取代绞刑，死刑犯被宣判为“公民权死亡”。
死刑废除体现了君主的专制权威，沙皇不仅拥有剥夺生命的权力，也能够赐予生命。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不仅具有政治目的，后来还有了经济目标。
西伯利亚的面积高达15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5个欧洲大陆。北纬60度以北是冻原地带。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覆盖着针叶林和落叶林，树林以南是由草地和荒漠组成的平坦地区。西伯利亚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纬60度以南。那里的气候与欧洲类似，夏季可攀升到30℃。但一到9月，气温就能跌破0℃，冬天最低气温能跌到-40℃。
16世纪末，俄国发起了“领土聚合”的征服计划。原来统治西伯利亚的汗国崩溃了，俄国人则步步东进，对这片土地进行征服和殖民。迅速的扩张使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劳工、农民和商人的短缺，而西伯利亚许多地区又不能吸引足够多的自愿移民，于是国家就把罪犯、逃兵、妓女和暴乱者发往这些地区，让他们在各个劳动场开采自然资源。
到了18世纪，随着国家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增强，流浪、乞讨、采盐、砍伐橡树、欠债、对宗教怀有异见等行为也成了要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罪行。俄国农民不愿被农奴制控制，出现了暴力起义或逃亡，这些人被抓捕后都会流放，前往西伯利亚的人数年年激增，移民人数多达数十万。
但到19世纪初，西伯利亚的总人口不过100万，包括原住民、俄国农民定居者以及流放者。仅有三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万，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少于5000。西伯利亚的刑罚工厂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于是政府赋予全国各地一系列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行政流放的权力。
工厂、矿山和冶炼厂会流放他们认为表现不佳的工人，农奴主可以趁机摆脱那些不中用、不顺从或让他们讨厌的农奴，农民也会与农奴主勾结，对村庄里的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进行行政流放。刑满返乡人员不被社区接纳，所以即便原来的罪行已经得到了惩罚，他们还要接受流放之苦。即便罪行未被证实，仅有犯罪嫌疑的人也会遭到流放。行政流放成了一种清除惹是生非者和生产能力低下者的工具，也是社会控制和自我净化的手段。
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专政时期，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由政府主导的殖民项目。政府本希望流放人员能发挥他们潜在的生产能力，但实际上他们被流放正是因为缺乏生产能力。
19世纪政治家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对流放制度进行了改革：犯有重罪的流放者先服若干年苦役，然后流放到西伯利亚某个定居点；轻罪犯人在指定地点服刑完成后可在西伯利亚任意地点居住。这两种惩罚方式都希望流放者最后能留在西伯利亚，如果他们想要回到俄国的欧洲部分，会遭到重重阻碍，基本不能成功。
为了让流放者安心留在西伯利亚，且弥补当地性别失衡问题，国家鼓励妇女带着孩子跟随丈夫一起流放。
不过，国家的规划与天高皇帝远的西伯利亚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鸿沟。西伯利亚不仅没能得到良好开发，反而充斥了犯罪、社会动荡与暴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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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流放者几乎都是步行前往西伯利亚。他们一整年都在赶路。在酷热的夏季，流放者无处躲避烈日，脚下踩出的团团尘土让队伍后面的人几乎无法呼吸，脱水和中暑使很多人身体虚脱。秋雨虽能让罪犯们在高温后获得短暂的喘息，但也会使道路变成泥泞的过膝沼泽地。当冬季气温在-20℃时，哈出的气会冻在胡须上。在-46℃的低温下行走的人，用破布遮住整张脸避免受冻，只在眼睛处划了破洞。
许多人出发时并未带够钱和衣物，有些人的钱财则被沿途官员抢走了。虽然地区官员会为流放者配制大衣和靴子，但这些粗制滥造的衣物无法支撑他们到下一个地区性城市。他们不得不自费从当地居民那里高价购买衣物，而没钱的人只能穿着破衣烂衫赤脚行走。由于食物短缺，有替补衣物的人最终也不得不将其出售。有些人在严寒中冻掉了手指和脚趾，甚至直接冻死。
他们看起来并不像囚犯，更像是难民。经过几个月或几年最终达到目的地后，他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身体强健的人也变得体弱多病。
在流放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是苦役犯，他们不但被判处流放还要服苦役。为了防止逃跑，他们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脚镣在行走时会严重擦伤腿脚，造成溃疡。而且他们被成对地绑在一起，很容易因为其中一人急促的动作而遭罪。苦役犯后面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人，他们只戴脚镣。后面则是行政流放者，他们不用戴镣铐。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是流放者的家庭成员，他们后面有几辆马车，上面装着流放者少量的财物，老幼病人有时也可以乘车。
斯佩兰斯基制定了休息站系统，设想流放者可以经过一个又一个休息站后有序达到目的地，然而激增的人数打破了这一计划。这套本为不超过一百名流放者设计的制度实际上有数百人在使用。
休息站的牢房不够流放者使用，人们睡在拥挤的长凳上无法翻身，有些人睡在别人的脚下。抢不到长凳的罪犯就只能睡在长凳下面或者门边肮脏的地板上，有些睡在走廊里，有时气候恶劣也只能睡在院子里。牢房的供暖效果和通风效果都很差，里面还放着臭气熏天的便桶。这种拥挤和肮脏的生活环境让身处其中的罪犯犹如牲畜一般。
发热、鼻黏膜炎、痢疾、风湿、肺炎、霍乱、肺痨、溃疡、皮疹以及斑疹伤寒症等一系列病症困扰着流放者，休息站只有一间病房六张病床，远远不够病人使用。三分之一的人需要在沿途的医疗场所进行治疗，但具有医疗机构的城镇少得可怜且相距甚远，有时病人需要走上半个月。而当他们终于到达这些机构时，却发现需要支付足够的钱才能得到医治，有些机构甚至没有合格的医护。有些人就这样死在了路上。
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达到西伯利亚的指定区域，这段路程通常需要两年，但如果罪犯中途生病接受治疗，那么这个过程会更久。当局担心罪犯会故意拖拉在沿途的时间以便减少到矿山或者工厂服刑的时间，因此规定当罪犯达到监狱工厂时才开始计算刑期。这意味着，假如一个判了8年刑期的罪犯经过8年的时间终于达到目的地时，他的8年刑期才刚开始。
对于妇女来说，流放的路程尤为折磨。一个女性罪犯，无论她之前是否从事卖淫，进入流放队伍后都会变成妓女。男性会竞相拍卖成为她们的情人，如果她们拒绝，就会面临强奸甚至开膛剖肚。妇女们也会主动出卖身体以求获得男人的保护和物质援助。押送兵的性侵行为往往比男性罪犯更过分，他们将女性罪犯的性服务当作工作津贴的一部分。性病在流放队伍中传播，怀孕的妇女有时不得不在马车上生产。
逃亡是常有的事，逃犯们会加入由流浪者组成的强盗团伙，专门打劫途经西伯利亚的商队。被抓回来的逃犯会遭到桦树条数百下的鞭打。有一定财力的流放者会向流放事务部官员贿赂，以期不用流放太远甚至返回原来的省份，有的人还能用钱财换来减刑。
每个罪犯身上有一张记录个人基本信息的卡片，这些卡片常会出现姓名或者流放地混淆的抄写错误。有的人经过数千千米的跋涉后才发现到错了地方，然后又花费几个月时间回去。押送指挥官不可能记住每个人，他们通常只清点人数。罪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漏洞，他们贿赂抄写员将目的地改为不那么遥远或者累人的地方。有些人会用欺诈手段与别人交换名字，从而逃避服苦役。
政府虽然制定了严苛的法律防范这类行为，但交换名字的现象太普遍，无法根除。许多交换了身份的人去了错误的目的地，服了错误的刑罚，它破坏了流放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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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尔琴斯克矿区横跨1300千米，西起贝加尔湖东岸，东至中国边境，是尼古拉一世时期最可怕的流放地。
在这儿的普通苦役犯生活十分凄惨，他们所住的营房既肮脏又狭窄，9平方米的空间里塞了80-120人（原文如此）。
矿工们日夜轮班工作，一班12个小时。早晨天没亮就要进入矿井，晚上很晚才离开，一年好几个月天天生活在黑暗中，陪伴他们的是吱吱跑动的老鼠。炸药、落石、支撑物倒塌常会导致塌方，许多人就在这样的事故中死去。
这里几乎没有机械化作业，基本都靠人力，工作费力又单调，工人如同役畜，做着西西弗斯式的工作。
为了逃避这种工作，许多罪犯采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声称自己犯了杀人等重罪，希望引来调查活动，从而推迟返回矿山的时间。如果调查人员没有发现相关证据，他们又会编造出新的罪行。在调查的时间里，他们会策划逃跑或者与别的流放者交换身份，即便被关到监狱里也比下矿井强。
另一种常用的逃避劳动的手段是自我伤害。比如把针插在脸上，然后站在-30℃以下的环境里让脸颊肿胀。再比如把手冻伤，甚至到了手指需要截肢的程度。
苦役犯从事着最艰苦的劳作，拿到的工资却不足以维持生计，他们唯一的工作动机就是避免惩罚，这样的工作效率自然比不上自由劳动者。国家设想矿山能生产各种金属以及吃苦耐劳的罪犯，但罪犯劳动者并不能给矿山带来利润，他们一无所有，没什么可失去的，因而出现大面积的逃跑以及各种罪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尼古拉一世在世期间，逃跑者成千上万。虽然大部分逃犯最后都被抓回来或者主动自首，但他们已经严重干扰了矿区的工作，而且在逃跑期间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谋杀案是司空见惯的。常见的受害对象是当地的官员，他们是唯一拥有可支配收入的人，且又被流放者敌视。一次，一个流放者为了17卢布就杀害了一个士兵的妻儿。为了少量钱财就杀害一家人的案件，以及强奸案和绑架案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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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因参加一个反对沙皇的小组而被判处服四年苦役。他根据自己的这段经历写了一本半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真实再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这是一种犹如但丁地狱般的生活，它让人们意识到，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刑罚堡并没能改造苦役犯。
犯人们所住的营房是一栋早就该被拆除的破旧木屋，空间狭窄得无法让人转身，腐烂的地板上覆盖着两三厘米的能把人滑倒的污物，室内冷得结了冰，天花板在滴水，炉子产生不了热量，只有让人难以忍受的烟雾。晚上营房会被锁上，犯人们只能用屋内的木桶排便，所有人都臭得像猪一样。跳蚤、虱子和蟑螂遍地跑。他们睡在没有被褥的木板上，整晚冻得瑟瑟发抖。
监狱和刑罚营地中不存在友谊，每个人并不把别人视为一同受苦的同伴，而是充满了敌视，就像一头狼在看另一头狼。营房中充满了污言秽语和言语攻击。有些人还会在玩世不恭方面相互攀比，谈论自己的杀人经历。
当犯人之间的争吵引起看守注意时，他们就会停止，不过如果囚犯一直喝酒，打斗就不可避免了。有一次，一个罪犯喝醉之后突然暴跳如雷，抄起一把刀就向别人冲去。十来个人一拥而上，把他往死里打，直到他失去意识。这人知道每次喝完酒后都会挨揍，不过仍然酗酒。
鄂霍次克盐场是工作最繁重的惩罚场所之一，这儿的苦役犯都是犯了杀人罪的，囚犯之间随时会爆发残忍的攻击行为。一个犯有谋杀罪的商人被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矿区服苦役，他在那儿又杀了一个人，之后被流放到鄂霍次克，又杀了一个。每次杀完人之后他都会读《圣经》。他说他也不想杀人，只是觉得生活非常痛苦，而此时有人来烦扰他，他就不由自主把人弄死了。杀完人后他不再痛苦，且对死者感到愧疚，但已于事无补。
在一个刑罚酿酒厂，两个苦役犯像往常一样在一起吃早餐。突然，其中一人将餐刀刺入同伴的胸膛。凶手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营房内不仅有暴力犯罪，也有其他恶行。一些手工技术精英会伪造合同、文件甚至货币。刑罚堡制造的假币十分有名，以假乱真的货币很容易蒙骗目不识丁的农民。经验丰富的罪犯将伪造、走私和盗窃的技巧传授给新来者。刑罚定居点相当于是“犯罪学院”。当他们刑满释放后，这些“技能”将会被带到作为定居流放者被分配到的地方。
钱可以用来购买物品、贿赂警卫、与狱友交易、逃跑，但更重要的是，可以买到自由，或者说是自由的幻觉。一个管理人员说：“如果囚犯完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钱，他们就会发疯，或者像苍蝇一样成批地死去，或者最后会铤而走险，干出闻所未闻的暴行……”
罪犯们会从走私者那儿购买伏特加。走私者从外面将伏特加装在牛肺和牛肠子，用身上的破旧衣服遮掩，从而成功瞒过警卫和哨兵。走私来的酒价格高得离谱，耗尽了罪犯们微薄的钱财，他们为此卖掉了自己的食物，还向市场管理员借贷。
酒能让罪犯们获得片刻的失忆，暂时忘却那种支配着日常生活的幽闭状态。
除了喝酒，犯人们还赌博。赌博不仅让人失去钱财，还失去了衣服和食物。没了衣服的人会一直躲在木板床下或炉子后面，直到得到新的衣物。还有人会以下个月的口粮配给为赌注，输了的人每隔两天才能吃东西，直到还清欠下的口粮。有的人生病之后甚至还拿药品当赌注。
喝光或者赌光了所有钱财的人被称为“无权的囚犯”，贫困让他们更易受压榨。他们被迫做倒粪桶、打扫肮脏的营房、给赢钱者当仆役这样卑微且令人作呕的工作。当其他人赌博时，无权的囚犯要在外面放哨，在-30℃的黑夜中站六七个小时。
这样的环境没有产生无私、谦恭的基督徒，也没有理性的集体主义者，只有性情粗暴、充满敌意和满怀怨恨的人。他们沾染了各种恶习，且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过之心，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完全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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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在各大监狱、工厂、定居点和矿山的30万流放者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逃亡。
在逃跑途中，有些人会因为找不到食物而饿死，有些人会淹死在河流里或者陷入沼泽中。他们还面临被捕的风险，但如果身份没有被识别出，他们所遭受的刑罚会比原来轻，这诱使着他们进一步逃跑，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逃跑和重新被捕的恶性循环。有一个被流放的士兵被判处了至少17项刑罚，但他一次都没有受刑，每次都在执行判决前成功逃脱，然后换上新身份。
为了逃跑，罪犯们尽情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挖隧道，锉断监狱栏杆，伪装成访客或士兵，在监狱屋顶上打洞，在厕所或澡堂里挖通道。有一个具有魔术才艺的人在表演途中趁机逃走。有人通过躲在厕所的粪桶里逃出监狱。西伯利亚的农民为了摆脱被分配到村里的流放者会帮助他们逃跑。工厂和矿山官员对逃跑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申请囚犯的生活津贴又不必担心他们会带来麻烦。
逃犯会通过伪造文件来篡改身份，或者因表演技能而伪装成特定身份的非流放者。如果二者都没有，他们就会利用国家记录混乱而声称自己是某个刑罚更轻的流放者，并在案件调查的数月期间再次策划逃跑。不论如何，他们都不会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并给自己取了“伊万·无人知晓”或“伊万·我不记得”之类的假名。每个流放定居点和刑罚殖民地都有“伊万·我不记得”，某个监狱甚至出现了几百个“伊万·我不记得”及其变体的流放者。
为了防止罪犯改变身份逃跑，男性和非贵族苦役犯在放逐前要被剃去一半头发，且不能穿自己的衣服，同时会在他们身上打烙印。起初，国家会公开撕破他们的鼻孔，这项做法因过于残忍而被终止，后来改为用高温或者墨水在皮肤上留下永久性的痕迹。不过，种种手段并不能阻止流放者大批逃亡。
追捕逃亡者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财政部门不得不为放逐同一个流放者出两三次钱。不过，逃亡者更大的破坏之处在于他们对西伯利亚农民实施的乞讨、偷窃或暴力犯罪行为，这些行为消耗了西伯利亚殖民者的资源，阻碍了当地的发展。
抢劫、谋杀和强奸在西伯利亚横行，流放者或者因为抢钱而将人家灭门，或者因为酒保不肯赊账而将其杀死。西西伯利亚的总督说：“少有哪个位于返回俄国的道路上的村庄免于被窃，少有哪个城镇免遭最可怕的暴行，少有哪条道路没有散布着尸体。”新闻上的各种盗窃和谋杀案件，落网的案犯基本都是流放的罪犯。盗窃不分日夜，抢劫不限于街道，匪徒不仅会从门窗进入居民家里，甚至还会挖隧道。在一个不超过5000人的小镇上，仅一年就发生了67起谋杀案。由于警力不足且腐败盛行，无数案件只能不了了之。
而在没有警力的西伯利亚荒野，犯罪行为更是猖獗。1845年，一支金矿勘探队伍在森林遭到谋杀。1875年，两个为当地贵族送酒的农民被打穿头骨，死在路上。强盗们会有组织地伏击路上的商队，用针、钉子、火和刀子施加酷刑。他们用马车车轮碾碎孩子的头骨，屠杀成年人。
针对妇女儿童的性侵十分普遍，很多妇女遭到轮奸然后被杀。有个女孩被强奸后浑身赤裸丢在雪地里。一名妇女被绑在森林的树上，赤裸的身体被蚊子和马蝇吞食，她口吐白沫，勉强活着。
政府无力独自应对在西伯利亚四处作案的流放者，便无视甚至纵容农民和土著杀死流浪者。而流浪者常常以纵火实施报复。1879年，整个定居点差点被烧毁。1898年，64个农庄被完全烧毁。
流放者的存在给西伯利亚的自由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阻碍了这片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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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将苦役犯流放到西伯利亚各个工业场所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改过自新，也是为了将这片大陆殖民化。这不仅需要纪律严明和勤劳能干的苦役犯，还要求建立经济效益良好且稳定的社区，以促进商业、工业和文化的发展。
为了将犯人转变为遵纪守法的定居者，政府官员想到了家庭。在他们的设想中，妻子的关心和爱会减轻罪犯生活的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快乐。有了家庭之后，罪犯不会逃跑或再犯罪，以免失去家庭生活的安逸和积累的财产。
不过，每年流放人群中妇女人数很少，只占约五分之一。妇女短缺问题可能成为暴力犯罪的来源之一，所以政府鼓励流放者与当地农民的女儿结婚，还为此设立了一个基金，但鲜少有人肯把女儿嫁给流放者。
政府又努力说服罪犯的妻子跟随丈夫东去，但自愿前去的人数寥寥无几，国家只得采取强制手段。1822年的《流放者章程》规定，行政流放者的妻子必须陪同丈夫前去。1828年，这项规定扩大了，流放者的配偶也将成为流放者。再之后又规定，流放的男性农奴的妻子即便不是农奴也必须同去。
对于较低阶层的妇女来说，即便她们选择留在自己的村子，也会因为贫困而过不下去，社区也不会帮扶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
妇女们在出发前并未被告知，一旦到达西伯利亚，她们就被剥夺了法律保护和法律权利，且不允许返回俄国欧洲部分，除非她们的丈夫死了或者丈夫又犯罪而解除婚姻。
她们同样不知道的是，到了西伯利亚并不能与丈夫住在一起。在丈夫被监禁期间，她们也无法从他们那儿获得帮助。她们以为自己的吃穿会由国家负责，国家会免费给每个罪犯家庭一个农场，她们只需要安心跟着丈夫一起生活就行了——这一切都是丈夫告诉她们的。丈夫们显然希望妻子能追随自己。当官员们告诉这些妇女，丈夫给她们的保证并不存在时，她们也不相信自己受到了丈夫的欺骗。
由于流放制度管理混乱，一些妇女实际上无法陪同丈夫，因为国家根本不知道她们的丈夫在哪儿。有个被判处服20年苦役的波兰人，他的妻子不断向当局询问丈夫的下落，结果25年后仍然不知丈夫身在何处。
最能说明流放者家庭命运的西伯利亚刑罚点是萨哈林岛。
随着一波又一波流放者的涌入，原有的刑罚工厂和矿山根本无法容纳。1877年，苦役犯人数近12000名，而工作岗位只有约5000个，西伯利亚的监狱也无法全部接纳剩余人数。再加上1861年农奴解放后，大量自由劳动力涌入西伯利亚，无所事事的苦役犯就更多了，毕竟效率更高的自由劳动者更受欢迎。闲散的苦役犯不但要耗费财政，而且也是不稳定的危险因素。于是，当局勉强将矿山储量有限、农业发展前景不乐观的萨哈林岛看作一项解决方案。
萨哈林岛是政府最后一个让罪犯改过自新成为农业殖民者的尝试机会，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妇女，不过她们悲惨的命运将宣告这种转变的失败。
30岁的契科夫前往哈萨林的刑罚殖民地，花费11周时间采访了苦役犯和定居流放者，向俄国大众展现了岛上的情况。
萨哈林岛的女性罪犯大部分是激情犯罪。她们有的是在长年遭受家暴后突然杀死丈夫，有的人杀死了无力抚养的新生儿，有些人是因为盗窃、造假、卖淫或纵火等罪行。在她们到达萨哈林，其实在旅途中，她们就失去了女性的人格尊严，沦为男性的牺牲品。
那些追随丈夫的妇女同样无法幸免。她们有时会被流放队伍里的罪犯强奸，或者被丈夫送出去以换取钱、酒和保护。
妇女们经常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一起上路，有些十岁左右的小孩不得不每天步行三十千米。由于饥饿、寒冷以及医疗设施不足，一半的孩子都会在途中死去。
孩子们要面对的不止是这些，他们还会面临罪犯的引诱和侵害。有个罪犯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他6岁的女儿晚上和罪犯、士兵杂乱地睡在一起。一个苦役犯12岁和14岁的女儿感染了梅毒。一个12岁的女孩被一群罪犯视为共同财产。一个11岁的男孩学会了喝酒打牌，还对妇女产生了兴趣。
当女性流放者到达萨哈林时，她们就变成了寻常的妓女，营地行政部门甚至将她们的关押地点变成了妓院，组织出卖她们的身体。只有那些在岛上犯了罪或者没有被男人看上的女人才得以在厨房工作。
这样的卖淫行为在随后几年中成为一个持续存在的模式。每周，妇女们会被强行拖到医院检查或者被指控一些子虚乌有的罪，然后她们就会跟一个定居者住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这些村庄通常只有2到5名妇女，但单身男性却多达五六十名。一对夫妻因为同样的罪行被一起判处去萨哈林服苦役，但却在不同时间到达，因为妻子被送给了另一个定居者。
在办事员和看守优先挑选完想要的女性罪犯后，剩下的人会被带到一个定居点，像牲畜一样供人挑选。她们名义上是某个定居者的妻子，但实际上是一个传递、分配、接纳和出借的物品，从一个流放者转向另一个流放者。男女同居者互相嫌弃对方，即便共同生活多年，也仍然不知道对方的姓氏、年龄、来自哪里。
萨哈林的妇女是囚犯的囚犯。
如果妇女逃离了那些虐待且剥削她们的同居者，她们就会被逮捕，单独监禁一段时间后送往更偏远的定居点。大多数妇女的意志会在数月之间因与指定的定居者生活而被摧毁，从一个不情愿的妓女变成一个冷酷的专业妓女。一些定居者在花掉她们带来的钱物后，会用拳头逼迫她们去卖淫。有个妇女被人称为“五戈比”，这是她接客的收费。还有一个70岁的妇女只收三戈比。
流放者妻子的际遇并不比女性罪犯好多少。她们来到岛上时已经极度贫困或者财物被盗，却发现没有地方可以挣钱或乞讨救济品，只能与丈夫共享监狱的一点微薄配给。
他们所住的小屋非常糟糕，与其说是农家小屋，不如说是牢房。有些人甚至连这样的小屋都没有，好几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住在一间真正的牢房里，十几岁的少女不得不和苦役犯并排睡在一起。
由于生活极度困难，有些妻子不得不卖淫来供养家庭。一些夫妇也会让年满12岁的女儿去卖淫。一个流放者说，有个好看的妻子和女儿可以在这儿过上体面的生活。
儿童在这样堕落的环境下受到的是有问题的教育。他们公然玩着非法同居这种“游戏”，一些人扮演流浪者，一些人扮演流浪者的女人。在盗窃、掩饰和暴力等罪行上，他们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才华。有人声称“岛上没有一个9岁以上的女孩是处女”，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确实有8岁女孩与成年男子同居的情况，有个9岁的女孩身上已有梅毒症状。
契科夫记录的萨哈林之行的文字出版后引发了一场丑闻，政府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对萨哈林进行调查。不断涌出的道德败坏、性剥削和家庭腐化的证据讽刺了国家企图将刑罚与殖民合为一体的抱负。不过惯性使然，萨哈林的实验仍在继续。
最终结束这场失败实验的原因是日本的入侵。日军占领萨哈林后，数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粗暴地抛弃在海岸。他们不得不穿过六十千米不可穿行的树林达到最近的定居点。第二年，他们被关押在营房，然后分散到外贝加尔地区。数月之后，政府终于废除了萨哈林的刑罚殖民地。
尾声
在流放者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被称作“十二月党人”。1825年12月14日，这些俄国贵族领导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起义，意图推翻尼古拉一世。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矿山服苦役。在西伯利亚，他们试验了政治权威和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提供了一种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行动主义的模式。可以说，1917年革命的根源可回溯到1825年。
从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加冕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期间，被流放的沙皇臣民超过了100万。尼古拉二世退位后，接过权力的临时政府宣布大赦。1917年4月25日，新政府正式废除流放这种刑罚制度。这座“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终于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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